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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革命下数字货币何去何从?

2018-07-10 15:50:47 作者:邹平座 于小丽 来源:财会信报 字号T | T

  未来已来,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广泛发展,数字经济时代悄然而至。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数字经济将会产生的重要意义,提出“数字中国”战略。数字经济将对中国的政府、企业、个人以及国民收入、金融等将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发源于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制造、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各种数字资产将不断涌现。不同领域、不同性质、不同行业、不同种类的数字资产竞相出现、推陈出新、鱼龙混杂,最终会出现一些优质数字资产。一种具有价值尺度功能、支付功能、交换功能、储藏功能、世界货币功能、价值创造与管理功能的数字资产会经过市场发展演化为数字货币。数字经济发源于新一轮科技革命。本轮科技革命将对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生产、生活甚至生命产生颠覆性影响,也将使得社会、经济、市场以及人与自然产生划时代的变革。由此,一个全新的时代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下诞生。中国政府,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富有全球视野和深刻洞见。新时代科技革命是全球性的,大国竞争的核心是科技竞争。

  新时代科技革命总体表现为五个方面:
  第一,价值革命。由于信息化、智能化、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的发展,经济社会中的价值体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构成的传统价值形态转化为立体化、多维化、无形化的价值形态,价值规律发生重要变化,由此引发经济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变化。价值运动的速率发生变化,由过去的线性变化转变为多维几何级数变化,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和衰退都会呈现几何级数的变化速率,这就导致一国经济体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出现崩溃式危机,也可能在很短时间内高速发展、创造大量财富。这种变化对宏观调控和防范危机的理论和政策都提出了严峻挑战。在价值规律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对于国家而言,如果还用传统的经济思维管理经济、调控经济,很可能会发生重大失误。对于企业而言,如果还只是延续传统模式,则很有可能在竞争中失败甚至倒闭。对于个人而言,财富可能在很短时间内急剧增长,也可能在很短时间内急剧缩水。在数字经济时代,价值理念由原来的“物以稀为贵”转变为“数以大为贵”。共享经济就是在数字经济时代价值体实现裂变,价值运动呈现几何级数式变化。

  关于共享经济。所有商品分为可共享产品和不可共享产品。可共享产品又可分为有限共享产品和无限共享产品。商品的这种共享性使价值立体化,呈现几何级数式的变化特征。信息科技产品具有巨大的共享性特征,信息科技愈发展,经济发展表现出的共享性就愈强,价值乘数愈大。市场规律是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功能,市场运作规律从价格发现转向价值发现,发现共享性经济,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第二,信息化革命。
  新一代信息科技引领本轮科技革命的发展,主要包括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形成信息化革命浪潮。信息化革命将对传统产业产生颠覆性影响。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十年来,全球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发生重要变化。由于互联网的共享性以及其对经济社会资源整合的力量,传统产业由此转型升级,并呈现不断分化的态势。信息化革命引起世界经济格局和结构的巨大变化,这为发展中国家带来重要发展机遇。信息化革命大幅提高了人的学习速度,据初步估计,信息化革命之前中国人的平均知识水平赶上美国人的知识水平需要20-30年,信息化革命的到来将这一时间压缩到了5-6年。这是因为学习具有比较优势特征,知识愈少的人通过互联网学习的速度反而愈快。如果美国人的学习速度也同样加快,那么也许这一时间还会拉长。特朗普上台以后,通过减税和创新创业保护措施,提高了美国人创新创业的积极性。正常情况下,如果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等同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那么中国的劳动产出将是美国的3-4倍。劳动力学习速度的加快会大幅提高一国劳动生产率。例如,对于欠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农民,在传统时代他们的农业生产水平只停留在延续祖先流传至今的经验,与市场经济接轨后的大规模生产、管理、流通、销售等等,他们并不精通。新科技革命的到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的普及,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将会弥补这一知识鸿沟,使得传统落后地区、滞后产业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同样会遍及到广大中小企业、家庭手工业等,从而提高了全社会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中国正在积极参与信息化革命浪潮,出台一系列政策推动相关领域发展,包括“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方面的战略规划。这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学习速度,社会劳动生产率将得到大幅提升,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由此得以加强,中国经济增长将较快由“L”型转变为“U”型,走上经济增长的快车道,甚至会出现90年代那种两位数增长局面。经济增长规律和价值规律的变化需要引起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站在科技革命大视野下管理和调控经济,如果还用以往的经验和传统的经济模型调控经济,势必压制创新,使国家经济蒙受损失,甚至引发经济危机。我国政府应在这方面给予高度重视。

  第三,智能化革命。基于AI技术的各种新产品,各类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将引发社会经济生产生活各个方面的变革。各种智能化手段将广泛用于国民经济,原有的经济结构、经济规模将会发生很大变化,经济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改变了原有的生产组织方式和流程。宏观上,经济发展规律和增长规律将发生变化,社会经济基础产生了根本性变化。

  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机器人对人的劳动力的替代,这使得劳动力的形态、结构、效率、规模发生革命性变化。人的价值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随之发生变化。政治经济学中的“中等收入陷阱”规律将转化为“劳动力价值陷阱” 。“劳动力价值陷阱”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大规模智能化手段的“替代效应”下,如果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不能及时转化为有效劳动力,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结构性失业和功能性失业,从而出现经济塌陷,引发经济危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于智能化手段的劳动力替代效应,传统的“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将不再是经济中的重要问题,人的价值管理将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最重要因素。

  第四,新能源革命。新科技革命加快了新能源、新材料的颠覆性创新,能源领域的变革提前到来,并能快速转化为生产力,产生经济效益。新能源革命的发生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影响是,改变了原有的经济周期运作规律,颠覆了传统经济周期理论。

  世界经济发展由于受制于能源瓶颈制约而呈现周期性变化规律。经济扩张时期,社会对于能源的需求大幅提升,但传统自然资源和能源供给规模相对有限,这就使得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供给不足,导致经济进入衰退,形成经济周期。新能源革命带来的新能源、新材料的大范围使用,将对传统能源、材料形成能源替代效应,这将打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周期变化规律。用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解释现代经济将变得愈发困难。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工作将由此受到重要影响,以往惯常使用的“逆周期调控理论”将失效,甚至会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破坏性影响。

  新科技革命酝酿新的经济发展规律,呼唤新的经济周期理论。

  第五,社会革命。综上所述,新科技革命通过价值革命、信息化革命、智能化革命和新能源革命,改变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使得经济学从最基础意义上发生改变,改变了价值规律、经济发展规律和增长方式,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引发社会变革。

  当今社会,国际冲突频发,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时有发生,在国际关系日益紧密的同时,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矛盾与争端也不断加剧,中美两国爆发“贸易战”。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科技革命对社会层面的巨大冲击。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科技的快速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将动摇原有世界政治格局下的经济基础。

  中国的发展也同样正在遭遇各种困难和挑战。在某些问题上甚至产生西方主要大国与中国对抗的态势,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成为西方国家的主要攻击目标。新科技革命推动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共同意识形态,我们应该顺应时代发展,形成普世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长河中的主要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人类社会应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历史阶段划分标准。传统意义上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历史阶段划分标准有着自身缺陷,这种划分方式在一定历史时期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甚至破坏社会发展。

  科学,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科学社会,是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中国的社会发展也充分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尊重科学、遵循科学发展道路、尊重科学发展规律,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取得巨大发展成果。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正是来自于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道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是科学,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和主线。

  中国要在宏观经济管理和国际竞争中,把科学价值观作摆在重要位置,建立“科学社会”。在国内,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全社会形成热爱科学、尊重科学、大力发展科学的氛围。科学无国界,在国际,要高举科学发展大旗,倡导建立科学社会,使“科学”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追求,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这样我们就能自然消解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化解“七国集团”对中国市场经济的质疑。党的科学性应当进一步在制度上、宪法上、理论上、实践上、舆论上得以加强和体现。这是我们目前解决国际国内风险、应对各种危机的重要战略选择。

  科学社会的主旨将是提高人的价值。用科学技术武装人民,提高人的价值,防止陷入“劳动力价值陷阱”,这将是中国在本轮全球竞争中的关键战略选择。通过新一代信息科学技术的应用,发现人的价值、管理人的价值、创造人的价值,将是国家经济发展最大的机遇和财富来源,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最重要推动力。

  新科技革命对货币的影响也将是深刻的。以往历次大危机,从货币的视角看,都是货币危机造成的。

  在货币实行金本位制的后期,欧洲由于货币短缺曾一度陷入黑暗经济时代。当时的危机称做货币短缺危机,人民的生产生活完全受制于黄金产量的多少和黄金流通速度的快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劣币驱逐良币,大量的黄金被贵族作为财富积累贮藏起来,市面上实际货币供给不断减少,使得商品流通受阻,经济社会生产生活的正常开展受到严重制约。

  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也是受制于金本位制的货币供给。当时的市场经济,社会化大生产造成了市场上大量的商品供给,金本位制的货币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货币结构严重分化,居民购买力有限,市场需求不足。由此造成生产和需求的严重脱节,再加上保守主义的胡佛政府确信市场能够自行修复,没有采取刺激需求的措施,从而造成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

  1990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的本质是由于货币短期大量流出造成货币供给不足,从而引发金融危机(索罗斯大量抛售泰铢,造成大量货币外流)。

  200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原因是格林斯潘所代表的美联储连续14次加息,使得市场短期利率上升3.5个百分点,市场上出现窒息式货币供给不足。经济中出现严重的支付困难,引发次贷危机。

  新科技革命引起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发生变化,价值的表现形式呈现立体化、无形化、多维化,经济发展呈几何级数式增长,对货币流通规律形成挑战。如何解释和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货币制度变革,是一项重要世界性课题。

  第一次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始于货币,也终结于货币,终结者就是金本位制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由此确立了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宣告了第一次经济大危机的结束。200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是始于货币,从货币的紧缩,到历经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到目前的贸易危机,至今还犹未结束。这场危机最终还要归结为货币危机,直到新的货币秩序和制度的建立,才将宣告结束。简言之,2007的金融危机发展到目前阶段正在经历全球性贸易危机和货币危机。

  新的国际货币秩序和制度的建立将会动摇美元霸权地位,打破全球范围内各国竞相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恶性循环体系,建立新的国际货币规则。那么,什么将是新的货币锚?世界货币的新秩序究竟是什么?世界货币将何去何从?这是一个重要课题,需要的是终结危机的全新的解决方案和逻辑。

  货币从传统形式向数字化形式转化是新科技革命发展的必然,是货币在数字经济时代继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必然历史选择。随着经济数字化程度的加深,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支付功能、交换功能、储藏功能和国际货币功能都产生新的变化,从实物货币向电子货币、数字货币转化。作为价值尺度,由于价值体的变化 ,传统货币很难度量无形资产的价值、大量数字信息的价值,以数字货币的形式进行经济计量的方式应运而生。货币的支付功能也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深入发展,逐步转化为电子化的支付方式,产生电子货币。货币的储藏功能,逐步从现金形式转向银行卡、电子钱包等形式。货币的交换功能,产生第三方支付、第四方支付、区块链支付等基于互联网新技术运用的新交换方式。货币的世界货币功能,正在表现为多元货币的竞争态势。

  近几年来,建立在区块链技术基础上的比特币、以太坊等虚拟币大量涌现,一度成为市场追捧热点。但从本质上来说,比特币等虚拟币,更多的还只是一种新的技术应用方式,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属性,并不具备货币本身的储藏功能、交换功能、支付功能。同时,这种虚拟币发行数量有限,而经济发展中对货币的需求是源源不断的。生产这种币还需要耗费大量电力和人力,不但不创造价值,还形成大量价值损耗。它的一度广泛流行只是因为监管空白和技术概念带来的投机泡沫,最终必将被真正的数字货币所取代。

  数字经济时代将产生海量的数字化信息 ,数字化信息就表现为数字资产,社会资产将更多体现为数字资产的形式,成为资产负债表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天然不是黄金,但黄金天然是货币。商品交换时代选择黄金为货币锚,就是因为黄金符合传统工业时代对货币到功能定位和实现需求。数字经济时代也将发生类似的货币演化过程,在大量数字资产的不断演化中,某种数字资产将发展成数字货币。经过我们的大量研究,能成为这种数字货币的将是以人的价值为基础的数字资产,社会经济形态将进入以人的价值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时代。

  人类对货币的期许是,货币不单是要完成五大功能使命,还要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相一致,能有效防范和化解经济与金融危机,但货币的演化历史告诉我们,货币并没有完全做到。未来新的货币形式应能够满足经济中供给和需求的统一,促进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不但能够计量价值,还能发现价值、管理价值、创造价值。

  国际上现在的货币发行体系主要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国家信用就是一国的货币锚。这种机制,隐藏着巨大风险。这种风险主要体现在国家信用的多元化、政治化以及可能的信用缺失,由此实质上从全球意义上讲,货币是不统一的,容易发生世界性经济和金融危机。近期南美洲委内瑞拉货币危机即是国家信用货币锚失信的典型案例。

  从货币演化历史来看,货币锚的演变经历了从一般等价物到黄金、金本位制、美元结算到现在的购买力平价体系。现有的货币体系实际上并无实物与之对应,货币基本丧失价值尺度功能,使得世界经济陷入了经常性的通胀与通缩、危机与泡沫并存的状态。

  那么,什么样的数字资产能够成为新货币秩序的货币锚呢?我们的研究结论是以人的价值为基础的数字资产。

  2018年初中国人民银行某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国际货币竞争力指数研究,在该项目中,本团队使用的基本模型是生产力平价模型,主要是通过劳动力、科学技术和自然资源三个要素的多变量元素分析,研究全球各个国家货币汇率的长期变化趋势。经过两年研究,我们发现,各个国家劳动力的真实就业数量和劳动生产率的乘积对汇率的影响相关系数达到0.9以上。由此,我们想到在单变量复合函数的模型中,我们可以把人的价值作为货币价值度量的唯一要素。这个研究结论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正好完全一致。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模型和经济增长模型(索洛模型)也毫无例外地认为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取决于人的价值。

  为了研究人的价值为基础的数字资产的量化模型和可实践性,我们多次收集全球各国相关资料,研究推出了建立在TOP(Time Option of People)基础上的汇率预测模型,这一模型比较准确地预测了各个国家货币变化的规律,符合各国实际情况。

  TOP项目通过时间期权模式,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创新了一种发现人的价值、管理人的价值、创造人的价值的一整套完善的机制流程和期权管理模式,实现了劳动力市场、期权市场和货币市场三大市场之间的转换,使得价值在现在与将来、虚拟与现实、供给和需求自由进入与退出,实现有机结合。TOP模型成功运用了现代期权模式解决了人的价值发现难题。

  以人的价值为基础的数字资产,借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价值发现、价值管理和价值创造,进而成为货币锚,这是新科技革命下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货币在数字经济时代演化的必然结果,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历史货币制度选择。

  以人的价值为基础的数字资产之所以能够成为数字货币,是因为它不但实现了传统意义上货币的五大功能,而且还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货币第六大功能——人的价值创造。这些特性是远远优于比特币的。

  把以人的价值为基础的数字资产与全球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当前经济发展中诸多困难结合起来,研究货币功能的创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从货币价值尺度功能来讲,数字货币应当具有赋值功能,其价值应能够反映所有商品价值。比特币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虚拟币,但它不能表示商品的价值。各种数字资产中,能够反映价值、计量价值的只有基于人的价值的数字资产 。人的价值计量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马克思把劳动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这种平均分法在总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中是可行的,但是这种定义方式下产生了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对生产力发展形成了很大破坏。所有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计量每个人的价值。个人价值的计量方式得出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计量方式得到数字货币的发行量。

  在我们的研究框架中,我们设计了一个时间期权,用期权理论求解个人价值。通过区块链技术解决去中心化和信任问题 ,充分运用数字化经济手段,以每个人的价值为中心发行数字资产,其价格完全由市场交换自发实现,从而具有不可逆性和客观性。通过把新一代信息技术用于价值理论的研究,并由此实现对价值理论的创新,这为建立新时代的经济理论找到了一个依据。相应地,在以人的价值发现和交换的市场机制设计中,我们将实现劳动力市场、期权市场和货币市场三大市场的耦合,市场将更体现为信息的充分性,人的价值和价格实现高度一致。这种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需要综合运用纳什均衡理论、瓦尔拉斯理论和会计均衡理论。这种市场机制通过区块链等新信息技术的应用,实现了纳什均衡;通过三大市场的交易流程和数字资产的产生与出清,实现了瓦尔拉斯均衡;通过超级账户和分布式账户实现了会计均衡。由此,市场将实现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假设下的数字资产价值和价格的统一。

  用TOP(Time Option of People)模型反映和计量人的价值,使价值理论在三大均衡理论的前提下实现相互证明 ,这将是价值理论的重大创新。以价值多维化、立体化、无形化为特征的价值理论革命,对传统价值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由此对全部经济学理论提出了再造和重构的要求,TOP框架为经济学的重构提供了解决方案。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宏观调控来说,价值规律发生变化后,相对应的各宏观经济指数变动规律也发生变化,由此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重大变化。比如当前中国的去杠杆问题,在传统的经济分析框架内,降低金融机构杠杆率的后果是可计量的。但如今在价值规律发生变化,宏观经济的各项指标将会呈现指数级变化趋势,传统计量方法将无法准确预估降低杠杆率后的结果,导致宏观调控结果的不可控,从而引发人民币汇率波动、股市暴跌。而TOP模型的价值计量方式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解决之道。

  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宏观经济的价值度量问题。我国宏观经济的各项指标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新科技革命的到来更增加了宏观经济各项指标的模糊性,宏观调控更加难以预期和把控。由此,我们急需寻找新的价值理论基础,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在此基础上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信息化、数量化、智能化、可视化、科学化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如此才能降低宏观经济决策失误风险。目前,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宏观经济调控偏离既定目标,甚至相反。

  从货币的世界货币职能来看。人口众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我们有14亿人口。近几年中国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互联网+行动计划等,数字生态得以广泛建立,人的价值得以凸显和迅速提升。在此基础上,如果以人的价值为基础的数字资产衍化为数字货币,那么人民币将成为主要世界货币,其竞争力将是美元的3—4倍。

  面对全球货币竞争,如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在这方面,除了解决好内部和外部均衡的统一性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增强人民币的价值,使人民币的价格与价值保持一致。提高人民币价值的重要途径就是管理好人的价值,防止出现“劳动力价值陷阱”。

  TOP系统的研究,就是旨在提高全民的价值水平,通过价值发现机制、价值管理机制、价值创新机制,把期权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数字资产市场结合起来,以提高和创造人的价值为目标,以个人为中心,创新一种数字资产,不断提高人的价值,不断提高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

  当前,国际局势纷繁复杂,国与国之间矛盾重重,金融领域、贸易领域、政治领域、货币领域的竞争加剧。面对这种复杂局面,只要中国人民坚持改革创新、锐意进取,把握新科技革命机遇,充分利用好新一代信息科学技术,不断挖掘、创造和提升人的价值,使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达到美国的人均劳动生产率,走科学发展道路,以科技革命为主要动力,建立一个科学社会,就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以人的价值作为世界数字货币锚更重要的作用在于,能够实现货币目标和经济目标的高度一致。( TOP(Time Option of People)数字资产所形成的货币锚,不但具有货币本身原有的五大功能,而且还产生了第六大功能,即创造价值和管理价值的功能。这一功能的增加,使得货币量与人的价值挂钩,货币的增加即对应的是人的价值的增长,反之亦然。这样,人的价值的增长,货币量的增加,就代表了经济的增长。在传统的央行货币政策体系中,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目标从来都与反通货膨胀目标相矛盾,经济增长的目标经常伴随通货膨胀的代价。TOP系统的提出,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方案。

  如前所述,从货币诞生那一刻起,它似乎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次又一次的创造了经济和金融危机,这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以某种介质为标的的货币注定了其本身供应的稀缺性,这与经济需求的持续性不相适应。另外一个原因是,货币本身价值与价格的严重背离,从而产生经济泡沫,导致危机。现阶段,以政府信用为基石的货币已失去了信用,政府信用不能再继续承担对标货币的角色。一种新的货币制度正在伴随新科技革命的到来而即将诞生。以个人为中心,以个人价值为信用基石的货币体系的建立,将是时代的选择。届时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科学、美丽、和谐、绿色、共享的新世界来临,这就将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发展理念。

  实现党的十九大各项任务、各项目标,需要全体人民共同努力,需要全体人民价值的共同提高,我们需要在数字资产领域、宏观调控领域,管理和设计好制度红利、劳动力红利、知识技术红利、自然资源红利、国际化红利和生态化红利,不断提升全体人民的价值和财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作者:
  邹平座,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员;
  于小丽,南京邮电大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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